——莆田一中百年校庆系列报道之四
      莆田一中校友  郑永培
      
      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称誉，古往今来以重教兴学，文化发达著称。自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间，人才荟萃，名人辈出，有许多至今仍传为佳话的科甲风流。诸如“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土”，“兄弟两宰相”，“魁亚占双标”，“一方文武魁天下”，“六部尚书占五部”等。鸦片战争后，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国的近代教育应运而生。戊戍变法后，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清朝廷迫于大势所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宣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结束。标志兴化府封建教育体制基本终结的近代我市第一所新式官立中学堂——兴郡中学堂因此而得以在1906年正式创办。
      一、顺时应势学堂兴
      1904年，邑人张琴进京会试，执通籍拜见邑人御史江春霖于京城都门，谈及邑郡兴办中学堂之事不可缓，江春霖亦深以为然。同年10月，“江春霖电兴化府宝康设立兴郡中学堂。”1905年，“宝康调知建宁府，以赖辉煌署知兴化府事，命莆田县宁云汉、仙游县杨文莹合筹经费设立兴郡中学堂”，得调莆田县历年各项罚收款四千元为中学堂开办费，仙游县义仓款一千元、兴安书院移款一千元、擢英书院移款一千元等计三千二百元，为中学堂经常费。中学堂择擢英书院(旧址在今莆田市实验小学)为堂址，由新科进士张琴主董其事，是为兴化府第一所官立中学堂。
      1905年冬，张琴主董擢英书院院舍改造，彻底改变了封建学校东庙西学制，教室、操场、讲堂（礼堂）、教员办事休息所、学生膳堂、住舍、应接室及贮物室成为学校的基础设施，学校与神庙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
      1906年春，院舍改造竣工，学校开始面向莆仙两县，通过考试方式招收首届学生。第一期报考的学子多达千余人，其中童生和秀才就有500多人。考场设在旧时考秀才的驿里，考试时间持续一天，最后由兴化府统一录取并发榜公布。首届共录取考生八十名，中有秀才十四人。首届学生中有不少人是兄弟、叔侄关系，如宋增佑、宋增矩兄弟及其叔父宋真，林及锋、林立兄弟，陈希忠、陈希襄兄弟，苏师孟、苏师颋兄弟，仙游的杨希琳、杨希琅兄弟等，当时曾传为佳话。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莆城赤柱人林振夏、林济川二位，时年均在四十以上；最小的是莆城衙后头人吴大橘，时年仅十五岁。榜后又录取二名，唯须各激大洋一百元才准注册。加上原公立崇实中学堂学生20名转入就读，是故学堂首年招生数实为102人，分为两班，皆为男生，其中莆田籍的占70%，仙游籍的占30%。
      二、新式学堂新气象
      建校伊始，学堂设监督一人，由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莆籍进士张琴(号治如)担任，主掌学校全面事务，裁决重大决策，聘用或解聘人事，鉴印各项文书文告。
      总教习一人，由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莆籍进士关陈谟(号勋甫)担任，协助监督掌管事务、课务，检视教习教学，主持学生年考，鉴定学生学业成绩，安排各科课务。
      监学一人，由举人陈其殷(号勤斋)担任，后由举人翁家骥(号吉云)接任，翁病故后由进士、原兴化府学官郭兆禄担任。
      这一时期的学校人事多由监督和总教习酌商而定，其他重要事务须裁决的，由部门主管提出议案，经监督召集全体教习及部门主管会议、征询与会人员意见后作出裁决，而后按裁决执行。日常工作由各部门主管按职责执行。各科教习按总教习编定之日程授课表施教。各班学生内设正、副学长1-2人，学生奖惩由监督鉴印公布。学校已基本具备现代学校管理中的各项要素。
      综观这一时期学堂的教员阵容、课程设置及所使用的教材情况，亦不难发现其新式学堂培育新人的良苦用心和特色。
      其一，行政人员兼任学科授课，或兼任学生作业批阅。如监督张琴即兼任作文、修身甚至图画课初期的教学；地理教学则由总教习关陈谟兼任。行政领导深入课堂教学或参与学生作业的批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而使学校的决策更具针对性。
      其二、师资阵容强大，教师中有不少是留学归国者，能带给学生最新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观念，能为社会培养出真正近代化的实用人才。如几何初由日本留学生蔡瑄担任，后由美国俄亥俄大学毕业生郭玉清教授，代数、三角、微积分亦均由郭玉清教授；动物学由留日归来的举人林翰（号西园）教授；植物学、矿物学均由留日归来的黄胜白教授；法律由留日归来的陈樵（号友渔）教授；英语由英国留学生吴祖贻教授。
      其三、课程设置体现德、智、体教育的结合，突出时代性和基础性。除读经、作文、历史、地理、英语、数学、理化、博物、法律、天文、图画等课程外，学校还设立了修身和体操课。各门课程教学均以“学生的善性、知识、体魄”为养成内容，以学生的“实业谋生及升入高等学堂”为培养目标，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修身养性，增强体魄。
      其四、顺应时代要求和培养新式人才的实际需要，教师积极开发校本教材。如能反映当时最新科技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西洋史、理化、动物学、法律、天文等课程的教材，均由任课教师倾力自编。
      三、埋头苦读活动少
      学堂开学时，仍遵旧俗，由兴化府率领全校教职员、学生进行祭拜孔子的仪式，迄后按学生入学考试的名次分班。学生无须缴交学费、书籍费，只需自备自修桌椅，自费解决笔、墨、纸张等即可。第一学期全体学生均须在校住宿，床铺自备，但近途者可在家就膳；第二学期起膳宿随便。
      学生上下午各授课三个教时。教授之前，必须先对前一课的授课内容进行一次小测，然后讲授新课。学生普遍厌烦小测考试之繁，尤以张步青教授之历史课为甚，在一次小测时，一道题目竟长达一百多字，作题时间延至半小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在课后纷纷议论，一致决议：今后凡历史课小测，每道题答案，只限十二个字，分四句，每句三个字。意外的是，这种答题方式，因文句简练，词能达意，竟得到教师的默许，这个学生间的“公议”因些执行了一段时间。
      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每学期末进行一次期终考试。第一学年成绩张榜公布，90分以上者为最优等，80分以上者为优等，60分以上者为中等，不另发成绩单。第二学年起废除张榜公布，按学期考试成绩之优劣进行第二学期的编班，优者编第一班，劣者编第二班，是时并无升留级的规定。五年学习期间，除因病死亡、中途休学者外，仅有两名学生被学堂除名。其一便是莆田丰美村人林师肇，在临近毕业时（1911年初），因参加同盟会，言论激烈，被兴化府知府韩某察觉，视为不轨，故被革除（林师肇于辛亥革命后成为福建省议会议员）。
      学生平日里埋头读书，课外活动极少，五年间学堂仅开展二次活动。其一是在第二年校庆时，举行一次学科竞赛，主要有：作文比赛，优胜者是郑新、林及锋、宋增矩等人；算术比赛，第一名为兰锵；英文听写比赛，第一名为苏师颋。其二是举行一次全县学校运动会，学生由体操教员指挥，在北校场进行一次攻坚守城演习。
      当时的学堂基本上还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循规守矩的臣民的工具，对学生控制极严，不许参加社会活动。五年间可资提起的社会活动仅有二次：
      一是在京莆籍御史江春霖，因弹劾庆亲王和袁世凯等人误国祸民而被罢免官职，返回莆田。邑人极表同情，在城内程氏祠开会欢迎，兴郡中学堂全体师生亦由监督张琴率领，整队前往参加。
      二是在清末外侮日增的形势下，“教育求国”的呼声甚高，首届学生宋增佑、宋增矩、林及锋、林希曾、苏师颋等人，趁潮而动，联名请举人宋慎仪（号石壶，增佑同学之父）带头创办私立小学，得到兴化府知府批准。1908年莆田私立湖山小学成立，校址在元妙观西边一部分庙产中。该校第一年招生约七十人，分作二班，由兴郡中学堂首届学生分别担任各科之义务教员。
      四、五载寒窗结硕果
      兴郡中学堂首届学生学制为五年。1911年6月修完学业后，全体学生前往省城福州参加由福建省督学秦绶章主持的毕业考试。除数人因学业向来较差，未准毕业外，其余81人均过考试关，由提督学政发榜公布，准予毕业。
      按照当时清朝的定制，学堂毕业生仍沿袭科举旧称，中学最优等者称拔贡，优等者称优贡，中等称岁贡。读书在封建时代被视为求取功名之唯一途径，中学堂毕业可谓是功名初成，学生们均感欢欣。返家之后，许多书香门第、世家子弟，当即由其家庭主持，举行庆贺仪式：簪花坐桥，由执彩旗和吹笙者引边，谒拜祖先、帝君、遍访亲友，夸耀乡里。迄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除少数人在家坐享“文士租”或“励贤租”外，大多数毕业生均各奔前程，迎接国民革命的洗礼。
      官立兴郡中学堂头两届学生主要从童生、秀才中招收，，第三届起则直接从官立小学或私立励青小学毕业生中招收。学堂办至第六届（1911年）时，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创立，“官立兴郡中学堂”遂改称“兴化中学校”，后又几经改名，于1952年起称“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