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围城》一书有感

莆田第一中学 余瑛

抽空又重新读了一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点也不意外，又有了不同的感触和收获。《围城》形成了独特的钱钟书风格的讽刺与幽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读完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也有有不少感悟。我也再一次感受到，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水平之高，不是我们一位普通中学教师能理解的层次，在此，我仅谈谈自己看完这本书的一些感触和心得。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此句或许便是该书书名的由来，寥寥数字，勾画出了一副若在眼前的画面。有的人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者的博士学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对于方鸿渐而言，经历过的苦与累，别人对他的嘲讽与怠慢，都磨光了他刚留学归来时的才气。在与唐小姐还没有开始便结束的恋爱中，鸿渐受尽了失恋的折磨，同时也让他看清了周经理两夫妻的小人之心：一边说着鸿渐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婿，若是将来鸿渐结婚了，一定要让那女孩做自己的干女儿，在知道鸿渐恋爱后，对鸿渐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差，似乎鸿渐对不住他们已死的女儿。如此态度上的变化，难怪最后会闹翻。当鸿渐收到三闾大学的电报后，即准备动身到三闾大学任职教授，路上与赵辛楣成了莫逆之交，揭示了他人生中的另一半——孙柔嘉。即使在三闾大学的生活并不愉快，也在那里与辛楣分道扬镳，最后回到上海更是受尽了气，与柔嘉的婚姻生活也不尽人意，但这就是围城，一切都在重复着，没有结束的一天。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一个留洋的假博士，“爱好不少，心得无多”，没有真本事，倒有个假学历；所学有限，却又爱慕虚荣；表面上玩世不恭，内心里拘禁怯懦。反应于生活，就是他对幸福的不积极主动，任由它滑走，事后内心虽然懊悔万分，但又千方百计的给自己找借口寻开脱；对于内心的痛苦，则又一味的回避，从不敢正面面对——好一副“知识分子”的嘴脸！说到这里，我已羞红了脸，似乎这正是我的面容。但鸿渐也有他的优点：善良、纯朴、没有机心。但这优点在现实的社会中似乎也成了“缺点”，也正是这双重的性格导致了鸿渐生活的彻底失败和悲哀。回顾自身，为了所谓的生活法则，在我们身上，似乎连那所谓的“缺点”也找不到了，而是否比鸿渐更加成功，似乎也不见得。一个迷失的人怎么可能比另一个同样的人更加成功呢？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希望自己能够使家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很形象地形容婚姻是一堵墙，进入城墙的想出来，没进城墙的想进去。应征了“距离产生美。”之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被激情充盈着，只恨两人不能朝夕相处，刻刻以对，便急切地想迈入婚姻的殿堂，当结婚了，随着岁月的磨砺，激情的减退，天天面对便产生了审美疲劳，以前被尘封的往事随之清晰，随之怀念一个人的日子。总之当我们一味缅怀过去，匆匆的想赶去看北方的第一场雪时，我们是否已错过身边的无数风景呢？并不因为困在围城的人想出来，没有在城内的人想进去。只因人有时非常矛盾，本来生活得好好的，各方面的环境都不错，然而当事者却常常心存厌倦，对人类这种因生命的平淡和缺少激情而苦恼的心态。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从很小就听说了这样的话。稍大一些的时候，知道这是对爱情婚姻的描写，然后再大一些，就知道了原来其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不由感慨钱老的话真的很经典很精辟地阐述了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个是不是可以叫“公理”？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围城》的确是本好书，每一次读它我都会有新的感受，好书也的确能让我在忙碌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有一片闲暇的时光，让自己缓解一下疲劳，使人在心灵上得到解放。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